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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报》:探问省级旅游发展的“浙江模式”

来源: 组宣部    作者: 组宣部    时间:2011-07-01   人气:

对话嘉宾:赵金勇 戴斌 周玲强
    主持人:
    高舜礼(中国旅游报社常务副总编辑)
    刘思敏(中国旅游报社经济编辑部主任)文案整理、文字编辑:沈仲亮张玫
    如何到位而不越位,考验行政智慧
    “用10个字来概括政府部门的作用,即‘引导’、‘规划’、‘指导’、‘服务’、‘监管’。”
    “浙江模式中的政府作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浙江模式里,创业、创新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政府顺势而为,也在支持鼓励这样一种创新。”
    中国旅游报:今年3月,中国旅游研究院推出了《旅游业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书,对“浙江模式”做了系统总结和分析。赵局长,您怎么看待政府部门在浙江模式中所起的作用?
    赵金勇:依我的理解,我用10个字来概括政府部门的作用,即“引导”、“规划”、“指导”、“服务”、“监管”。
    第一是“引导”。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看,政府有时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政府如果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我觉得已经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是“规划”。省一级的政府,特别是地市一级政府,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自由发展的问题,任务很繁重。在行业发展里面,地方政府起不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定位在“规划”上。当然,即使省里以前没有把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旅游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衡量表征。政府要做适当超前规划。没有规划,就会陷入无序发展,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我们当时定位,就是在“规划”上要好。
    第三是“指导”。目前政府对旅游业的发展谈不上什么直接领导,因为我们是在“引导”和“规划”上起了作用,浙江旅游业完全地市场化。当然其中一部分不是市场的,例如那些历史名胜、文化古迹,其保护开发的责任当然政府要承担起来。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宾馆、旅行社,都是市场化的。
    面对这样一个整体格局,我们觉得能够“指导”好旅游业的发展是很不易的。而且我认为指导往往是滞后的,规划有所超前,实际上也是实践经验的概括、提炼、总结。目前中国好多规划,包括旅游规划都还谈不上超前,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我们旅游行政部门的工作就是着眼于指导作用。
    第四是“服务”。服务什么?因为旅游经济发展到今天,好多东西完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和困惑,这就需要政府的各级旅游局给他们方方面面的服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大规模地对外旅游宣传推广,实际上也是为企业宣传旅游产品。比如说长三角地区大规模地进行合作,我们去年联合江苏、上海到欧洲去推介路线,首先推介的就是长三角路线。我们为饭店、旅行社、旅游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这些我们觉得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为保证旅游业有序发展、良性发展提供政府服务。
    最后是“监管”。旅游的监管是所有经济行业里最弱的。不客气地说,这个监管实际上是没有法律的,或者缺少法规宏观面和法规系统性前提下的监管,所以这个监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不说其它的,就比如“野导”,这么多年来都取缔不了。在行业监管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慢慢摸索,也在不断努力,好在行业之内,也在不断地向前走,不断推进。而且总体上我觉得还基本符合目前全国旅游业发展的态势。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保持良好的行业形象。
    戴斌:在《旅游业发展的浙江模式》的前言中,我曾经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不同于中小型城市,也不同于单纯的旅游接待地,像浙江这样的省级建制的行政区域,如果没有本地和更大尺度的区域,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客源市场做支撑,只是依靠外地,特别是远程客源市场和要素市场,地方的旅游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从大历史视野和大尺度空间来看,与其说是旅游业拉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只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进程。相反,在外生变量既定的情况下,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创新努力就成了关键力量。
    赵局长用十个字概括了政府在浙江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很有高度。我们看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思想在过去一百年的演化,主要是梳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凯恩斯的《通论》出来之后,政府干预市场就具备了理论上的合理性,没有人会否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对于政府干预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干预,则是众说纷纭。上个世纪后期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经旁听过经济系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理论准备和模型建构都做得很好,可是讨论到政府干预边界时,却一句话就带过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我看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说得有些远,不过知道些大的背景很重要。浙江模式中的政府作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就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浙江的市场经济很发达,政府如何到位而不越位,很是考验行政智慧。同意他的概括和阐述,听起来很平和,里面有大智慧。
    中国旅游报:确实,很多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顺势发展,而贻误了发展时机。对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在“十一五”期间如何推进旅游业发展,如何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确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周院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玲强:作为浙江人,生长在浙江,我感觉非常幸福啊。浙江是创业、创新的一个地方。我们的一点才智,能够为这个地方的政府、企业、百姓所用,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为什么
    这样说呢?我觉得,浙江这么多年的发展,政府非常开明,这种开明不仅仅是在顺势发展的理念上,而且在很多方面是听取了专家学者们的建议。
    我有亲身感受,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杭州现代湖滨地区,以前有一条快速路,叫湖滨路。它在湖和城之间形成一道屏障,也就是说到达了湖边以后,从城到湖的过程需要穿过快速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杭州在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过程中,市政府开了一个专家咨询会,书记、市长听取我们的一些建议。那年我和我的导师提了建议,说这个路能不能把它改掉。时任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听进去了,第二年开始动工,把这个事建好了,建完以后在下一轮市政府咨询会上专门和我们交流。他还说,周教授,你们上次提的建议我们都办好了,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呢?
    戴斌:新制度经济学有几个基本假定:比如有限理性,比如信息不完全,也不对称等。市场主体如此,政府也同样如此。我们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却也同样面临着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的制约,能不能多听、多看、多想就很重要。很多时候,要学会问计于民,问计于学,问计于企。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它体现了政府的创新理念和执政智慧。很多时候,由于最终的决策是由政府做出来的,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却忘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能够在浙江这样的地方生活和工作,确是学者之幸。
    周玲强:的确是这样。浙江旅游发展模式,最精彩的一面就是它的“两创”,即创业、创新。这是浙江省政府提出来的大战略,也是统领全省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邵琪伟局长参加浙江省旅游工作会议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一点——创业、创新,敢为天下先。为什么会这样呢?浙江是一个人口小省,才5443万人口,也是资源小省,但是它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这跟这个地方创新的氛围有关系。
    我再举几个非常小的例子,但是从中可以看得出来,浙江省的创业创新对于旅游业所起的作用。大家现在对《非诚勿扰2》里的拍摄地三亚“鸟巢”的热带天堂有深刻印象。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正好是国家旅游局和七个部委联合举办中国博鳌国际旅游论坛,论坛也让我去参加。那天正好我跟文艺界的人在一起讨论。当时,冯小刚说,《非诚勿扰2》得找一个地方,现在大家都拉我,我现在就挑上三亚“鸟巢”的热带天堂了。为什么挑它呢?因为它特别有气质。这个项目是谁做的呢?是杭州一个投资商去做的,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我觉得浙江模式里,创业、创新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政府顺势而为,也在支持鼓励这样一种创新。
    全国有那么多乡村旅游、农家乐,浙江省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叫“洋家乐”。在德清有一个叫“三九屋”的乡村旅游客栈。就是一个南非的小伙子,跑到这儿一看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好,他把生态理念用足了,我们取了一个新名词叫“洋家乐”,在全国也是受关注的。上个月去海南讲课,我介绍了这个概念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海南的乡村旅游发展,他们觉得没有路可走。海南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哪来那么多城市游客到乡
    村旅游呢?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洋家乐”就很感兴趣,正在联络说要过来看看。
    所以,我就觉得在浙江做研究和学问,一方面浙江是非常有创新活力的一个地方,你自己会学到很多东西;另一方面,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拿到外面去用,包括杭州西湖免票的事。2003年到2006年,我到处讲杭州怎么做的这个事,还赚了不少的讲课费呢。
    其实,杭州市对于免费景区并不是简单把门票免掉的,首先是投了巨资把它做了很好的整合,然后再免费开放。这让我们老百姓享受到了天堂般的生活。外来旅游者也感受到杭州人幸福指数很高,而且杭州的美誉度也提升上去了。
    理性务实,包容共赢,浙江模式的特色与成绩
    “我们就要这样按经济规律、旅游发展规律办事。这不是让你搞大项目越多越好。能搞大项目的搞大项目,能搞乡村旅游就搞乡村旅游。”
    “浙江模式的内涵还有理性务实的底子。无论是形象宣传,还是市场推广;无论是产业推动,还是项目建设,一直在强调按照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市场规则办事情。”
    “浙江模式的五个特性,比如说内生性、增长性等,这五个性有些放到其他省也好用,但是‘包容性创新’和‘共赢性创新’,这是浙江旅游这几年发展一个重大的特色。”
    中国旅游报:旅游比较发达的省份在“十一五”期间都发展得比较好,而且各有自己的招牌举措。比如,山东的旅游形象包装、贺年会,上海的游艇、邮轮、乡村旅游,江苏的小镇旅游等等。您认为浙江的特色性举措有哪些?
    赵金勇:我觉得浙江有几方面工作还是有特色的。
    第一,大力进行旅游宣传推广。我们这几年旅游推广力度很大,我们的旅博会不是在浙江办,是在上海办,今年到南京去办。我们到南京去办不是想简单地挂个招牌宣传,我们要进行立体宣传。在上海办的那次,超过五万上海老百姓参与,车水马龙。我们到台湾省办,更是精心策划,周密准备,我们觉得去了就要搞好,要去真正地宣传推广。
    第二,紧抓旅游项目的建设。其实,没什么旅游项目在我这里,项目审批不在我这里,项目的监管也不在我这里,投资也是市场化的。怎么办呢?我们经过几年努力把这件事做起来了。到底全省有多少旅游重大项目?这些项目我们旅游局怎么做好指导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操作方法。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我们就由省政府出面专题召开了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大会,实际上也是重视,我觉得这是一条路。
    第三,按照旅游发展规律办事。旅游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管理有管理的规律,旅游企业生产经营有生产经营的规律,我们只有按照规律办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和更快的速度。有一个点很典型,那就是遂昌,三年以前几乎还没有旅游。当时他们想一开始就要引进大项目,根本不可行。我们就倒过来,引导他们搞乡镇旅游,结果一搞全盘皆活。现在是全县老百姓都拥护旅游、支持旅游。他们将省里千村整治、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现在每一个村都变成了旅游景点。搞乡镇旅游没有那么大投入,但是搞出味道来了。一个点搞出味道来了,两个点、十个点、二十个点,现在整个县都蔓延开了,一些大项目的业主都主动找上门来。
    我们就要这样按经济规律、旅游发展规律办事。这不是让你搞大项目越多越好。能搞大项目的搞大项目,能搞乡村旅游就搞乡村旅游。
    我就讲过,“十二五”期间,浙江省五星级宾馆会达到一百个,而且很多五星级宾馆造价是超过十个亿的,但是一个十个亿的宾馆,三四百个房间,还能产生出正效益吗?这永远不可能有效益的,只会加重攀比风气。这不是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去搞酒店。经过调查以后,我们提出,如果这样走我们就麻烦了,是对经济社会极端不负责任,是一种物质的大浪费。我们掉头来思考这个东西,我们提出打造特色文化主题酒店。我们旅游界第一个特色文化主题酒店的命名、内涵、定位,全是我们自己解释的。现在省里推出自己的文化主题酒店的标准,下一步要慢慢开始引导,这样引导更适应旅游业发展,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律,更有文化内涵。
    所以,我觉得按照旅游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至关重要。
    第四,抓好几件大事情。我们一年要抓几件大事,通过抓这几件事来推而广之。抓旅行社是最难的事,我们几次联合召开旅行社大会,来剖析旅行社里面的问题,我们明确统一发展的需求以及如何扶持旅行社发展,现在看来慢慢也有成效了。还有旅游商品博览会,我觉得这是省局的最大投入,每年花很大精力搞这个。这么几年搞下来,起码在旅游业界有了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浙江可能比不上山东、江苏、四川的资源条件,但是,我们这两年做得蛮有味道。
    当然这里有省里的重视,但是浙江省的重视和其他省是不同的。其他省的重视基本都是给钱,我们基本上没有向省里要钱,这个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得到的财政拨款在全国算是中游,今年不到1个亿。但省里放手让你干,大的活动也能够参加一下给我们撑撑面子,这我就知足了。其他有些东西,靠我们大家创造。比如,旅游发展基金现在要超过15个亿了,前两年就超过10个亿了,我估计全国没有哪个省超过我们的。这就是浙江的情况。因为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他们认识到旅游要搞,没有旅游,就没有门面和好的形象。
    戴斌:现在看,浙江模式的内涵还有理性务实的底子。无论是形象宣传,还是市场推广;无论是产业推动,还是项目建设,一直在强调按照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市场规则办事情。
    赵局长的这番话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但是很厚重。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说话很少,但是很爱思考的省局领导。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模式往往与其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旅游发展固然有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交流等多重属性,但是在现阶段,大众化和产业化发展的现阶段,旅游的经济属性是显属性,抓旅游工作,一定要懂经济规律。比如游客到目的地,不仅仅要看景,还要吃饭、住宿、购物,还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与旅游企业的员工和社区居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他的满意取决于大的环境是否具有便利性和舒适性。你这个地方宣传得很好,我想来旅游,可是我如何来?来了找谁接待?不能都找政府吧。所以就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构建好市场运行主体。而市场主体的建设则要遵从资本运行的规律,让它有利润可赚,当然要赚得合法合理。
    浙江模式中,市场体系建设中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居主导地位,政府,特别是省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那些资金只是引导,同时监管和教育要跟上去,全民都要发自内心地善待我们的游客。
    中国旅游报:周院长,作为一个研究者和观察者,你觉得浙江模式的成绩和特色在哪?
    周玲强:去年旅游业有几个主要指标,浙江省旅游总收入排在第三位,前面是江苏和广东。我感觉到浙江省能够拿到第三位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旅游总收入有一个量的问题,接待总人次现在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入境游,一个是国内游。其实,入境游这块并不占主导地位,主要还是国内游。
    国内游,浙江省去年排第四位,广东、江苏、山东排列前三名。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各省市自治区国内游这块,大概40%左右客源来自于本省。这个时候要看后面支撑的人口基数,这就很重要了,人口基数大省国内游肯定是高的。根据五月份刚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山东排在第一,有9579万人口;江苏是第二,有7866万人口。而浙江的人口只有5443万,作为一个人口小省,浙江能够做到国内游客量排第四,国内游收入排第二,我们觉得做得非常不容易。
    邵琪伟局长把浙江省的发展概括为,创新是浙江的关键。浙江的创新就是“包容性创新”。为什么叫“包容性创新”呢?它每一次创新都能满足相关利益方的诉求,既让政府为大局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又能让企业能够充分地实现发展目标,还能让旅游者感到满意,同时还让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得到提升。
    有时候,创新会导致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或者没有同步的增长。但是,浙江省在很多创新过程中间确实考虑到多方利益,所以叫“包容性创新”,而且也是“共赢性创新”。戴斌教授当时提了五个方面,浙江模式的五个特性,比如说内生性、增长性等,这五个性有些放到其他省也好用,但是“包容性创新”和“共赢性创新”,这是浙江旅游这几年发展一个重大的特色。
    戴斌:同意周教授的观点。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试图把浙江模式概括为“一好二强三高”,就是协调性好;内生性强、创新性强;市场化程度高、融合度高、开放度高。各地旅游业的发展都有创新,但是客观地说,在创新的同时还有“包容”和“共赢”,确是浙江的特点。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游客,乃至更多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吧。创新不是为了政府部门的政绩,而是为了旅游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浙江已经尽力了。
    中国旅游报:毫无疑问,西湖是浙江的一个标志性的旅游产品。除此之外,赵局长,您认为还有哪些旅游产品和项目是浙江旅游业比较得意的作品?
    赵金勇:第一个典型就是横店。横店投资几十亿,在一个毫无旅游资源的地方,做得非常红火。它就是把握了旅游发展的规律,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政府给予全力的支持,基础设施进行了配套,所以有了今天横店的规模。
    到了横店,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大众旅游”。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在那里也可以找到答案。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而且这个典型还在不断创新。现在横店还有一场《梦幻太极》的演出,利用一些声光电的科技手段,让去横店的人都能找到一种放松心情的感觉。
    第二个典型就是宋城。宋城为什么好?宋城就是完全的市场化操作。如果要靠政府力量来做,恐怕很难。一年光演出就能赚三亿,中国目前是没有的,所以给它上市也当之无愧。因为最初,他们就是通过这台戏来赚钱的,所以搞得很认真,不断总结游客意见,进行完善和提升。坦白说,宋城那个园里根本找不到宋城文化遗址的感觉,也看不到有风光好、建筑美,就是一个大杂烩。但是这台演出就是长盛不衰,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市场。只要这个演出做好,就能吸引游客前来看戏。我们不断按照游客的要求完善这台戏,所以场面很宏大、气势也很好。游客看演出以后,就有回到大宋王朝的感觉,他们都很喜欢。
    还有一个典型是乌镇。乌镇是中青旅参与并控股的项目。当时那么一个小镇,原住民在里面生活,只能是观光。后来二期开发成全新的,整个小镇的人都搬出去,没有原住民。现在又请回去部分原住民,只是配合旅游的,不搞生产,卖点东西而已。完全市场化进行运转,现在搞得很好。住那个民俗旅馆,比住酒店还贵。
    周玲强:旅游的发展要顺应市场细分。大众旅游爱闹,高端旅游、商务旅游爱静。比如说那边的民俗旅馆比四星级酒店还要贵点,用比较高的门槛维护了小镇宁静的氛围,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逃避城市喧嚣生活的人,能在那边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宁静的感觉。
    赵金勇:小桥流水、花前月下都能找到。既能找到古代文明的那种宁静,也能够享受到现代生活的安逸。这些典型在浙江是很多的。这就需要真正发挥市场经济和旅游经济的魅力。只有这样,旅游业才能够被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对待。我是这样来看问题的,也是这样来抓工作的。
    戴斌:文化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也是贴近百姓和游客现实生活的东西。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一谈文化就是历史文化,时代越久越好,恨不得让每位游客都读完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博士再来旅游。不是这样子的嘛!我们去看一看迪斯尼,有没有文化呢?有,不过基本上都是借来的。主要是商业模式好,产品做得让游客,特别是小孩子很容易接受。慢慢地也就形成了新的商业文化了。不能一说文化就是历史文化,更不能一说文化就得让人受教育。要按文化休闲的消费规律行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接受在先,教育在后,不能倒过来做事情。
    “不按照市场化运作,即使现在看上去轰轰烈烈,最后也是很惨的。比如,西湖免票除了体现城市文明和为民造福外,也体现了市场化运作得好。西湖放开以后赚了更多的钱,如果放开以后杭州市政府还要贴进去几个亿,也是不行的。”
    “无论是对哪一个区域,无论是处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尊重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对于那些与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区域而言,则要更加有意识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中国旅游报:赵局长,您强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资本因素是很重要的,没有资本也就无所谓市场。您觉得,民间资本在浙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什么样的力量?
    赵金勇:民间资本在浙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饭店90%以上是民间资本,旅行社除了中旅等少数由国有控股以外,98%以上也是民间资本。简单说,全省的宾馆,没有卖掉的就是几个国宾馆了。你到温州、金华去,找不到国有宾馆的。浙江的景区当中,除了资源性的、政府控股的景区以外,其他景区开发统统市场化。
    中国旅游报:民间资本也有多类,一种是浙江当地的民间资本,还有一种是国内外的社会资本。在浙江资本最具代表性的旅游项目中,是什么样的民间资本?比如说温州的、杭州的?
    赵金勇:浙江本省的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其他资本不多,中外合资的,就是一个Helloki-ty。现在外方管理的高端品牌差不多都进来了。
    周玲强:我也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浙商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的、融资的渠道。外省的资本到浙江来很少,Hellokity是一家上海的房地产公司,引进日本的Hellokity主题乐园。这个乐园在日本有两个,第三个被他们引进准备放到安定。我们参加了这个项目的前期市场调研,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报告,最后我跟他们讲这个项目前面五年里肯定亏,但是可以做战略性投资。为什么叫战略性投资呢?因为开发商是把安吉地浦东边大概2.4平方公里的旧城改造,准备全部拿下来做,有很大的盈利空间。所以投资主题乐园哪怕亏了问题也不大。这个叫做战略性亏损或者战略性投资。
    反来过,我在想,为什么外来民间资本这么多年来很难进入浙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浙江地方官员都很精明。其他省份的政府官员把大企业引进来以后,就觉得是不得了的事。那些投资方一般是这样干的:房地产先做,做了赚到钱以后再把景点改造一下,那个景点是否亏损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房地产商已经拿到了收益了,民间资本大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旅游加地产加商业模式。他的投资方式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赚了钱不想长期持有的,就到下一个项目去开发了。这是作为这些企业的最快赚钱方式。
    但是到了浙江就不行了,浙江政府有一个制约条件,得先把旅游项目干好,才让你动那块房地产。这样以后,很多外来投资商会发现在浙江投机取巧比较难。
    戴斌:要防止旅游产业发展的大跃进思维。如果说在入境旅游主导的发展阶段,在政府主导下搞一些适度超前的基础建设还是可行的话,那么在国民消费为主体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则一定要让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规律和资本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动不动就要把五星级饭店普及到县,可行吗?还有人论证说每一百亿的GDP就需要一家五星级饭店,是统计现象还是经济规律,我看缺乏科学深入的研究,就算建起来了,客源支撑在哪里?似是而非嘛。政府也不能纵容房地产商打着旅游的名义行房地产之实。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一定要兼顾。在这方面,浙江模式可以给全国以有益借鉴。
    中国旅游报:模式总结出来肯定要有复制性,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在您看来,浙江模式最值得其他省份借鉴的是什么?
    赵金勇:在政府引导下,我们要按照旅游经济办事、按照市场经济办事、按照市场化运作,这三条很重要。这算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旅游资源条件不够好,我们需要保护。保护好了,特色就有了,别急着开发,可以慢慢开发,市场也得有一个过程。如果无序地开发,后果是非常堪忧的。浙江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能放开手脚,也不急功近利。对全国来说,旅游这个行业肯定有自身的规律,这个自身的规律怎么去应对、怎么最大限度进行保护等等,都值得去认真考虑。现在我们的领导动不动就违反市场经济规律,这一点,我是极力反对的。不按照市场化运作,即使现在看上去轰轰烈烈,最后也是很惨的。比如,西湖免票除了体现城市文明和为民造福外,也体现了市场化运作得好。西湖放开以后赚了更多的钱,如果放开以后杭州市政府还要贴进去几个亿,也是不行的。
    中国旅游报:周院长,您觉得呢?
    周玲强:浙江省的旅游发展,已经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比较高层次的阶段了,这个阶段能不能复制给别人做,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前面讲到浙江省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包容性创新”和“共赢性创新”。“共赢性创新”实际上是到相当高的阶段才能做的事。因为当很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大家的意识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比如说企业的多元社会责任,比如说政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等等。因为有时候要解决这些问题太难。
    戴斌:无论是对哪一个区域,无论是处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尊重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对于那些与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区域而言,则要更加有意识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需要各地区旅游发展的决策者和运营者结合区情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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